一个养鸡专业村的审计风暴，最终牵出了一个“鸡蛋外交”的黑幕。村民们在向上一届班子的遗留问题进行追索的同时，也向他们自己身边的潜规则发出了挑战
元旦后的首个周末，河北辛集市大多数政府部门都在为一件事情忙碌着，那就是：还鸡蛋。
2010年1月5日，“辛集政府机关10年吃掉30吨鸡蛋”事件被曝光后，辛集市委责令涉事单位和部门，必须在2天内将鸡蛋折款归还。
送鸡蛋的账本，是村民4年持续上访，要求村级财务公开之后的结果。
而“吃过泊庄的鸡蛋没？”这句话，已经成了最近河北辛集市最为关注的政治热词。甚至有人将其称为“鸡蛋门”。整个事件颇具样本，折射出的问题，是此前饱受诟病的农村财务监管漏洞，再次对乡一级政府农村财务监管敲响了警钟。
养鸡村的审计风暴
“鸡蛋门”源起泊庄，这里是冀中平原上一个偏远的村庄，相距省会石家庄90公里。
泊庄村是个大村，全村1615户，5300人。上世纪70年代末，全村开始养鸡。直至90年代，全村养鸡数量140万只，达到最高峰。泊庄自发形成鸡蛋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专业村”。
原泊庄村支书马占午记得，2008年，全村存款超8000万。“泊庄的存款占了全乡的3/4”。
养鸡让泊庄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村，村民们都盖起大院，出手阔绰。而养鸡也让泊庄之后遇到了种种麻烦。
致富后的村民开始逐渐关心起村里的公共事务来。虽然这些所谓的公共事务有些鸡毛蒜皮，但这后来竟然成了整个村子的一个大事。大约1995年左右，关于集体财产去向的议论开始浮现。
当时村民们纠结的问题还停留在，收上去的钱是怎么花的。
直到2005年，村民刘铁链公开站出来反对当时的村支书马占午，要求公开村财务，“给全村5000多口人讨个公道”。刘铁链现年70，高中文化程度，算得上村里的“高级知识分子”。
因为村财务公开引起的村里纠纷可大可小，2005年8月，广州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因为村财务审计出现纠纷，最终引发群体性事件。当年，国务院出台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村政村务公开透明”。刘铁链说，这给他增加不少底气。
当时，村支书马占午对于村财务公开并不以为然，他答复说“村里每年都公开财务，‘乡一份，村一份’，还曾多次受表扬”。
但村民们并不认同。村里确有公开栏，但从没真正公开过，“上面就一两句，这个月用了多少钱，但这些钱怎么用的、用到哪里去了，并没有详细账目。”
最终，财务公开不了了之，却把一帮村民聚在了一起，他们决定上访，理由很简单，就是财务公开。
他们去了两趟辛集市，两趟石家庄，一次北京。五次上访回来，四年时间过去了。
上访最终导致了村支书马占午的下台。但这并没有直接解决村民们对于财务公开的要求。不久，随着上级中里厢乡新党委书记的上任，泊庄村的财务终于得以审计。
但一个黑幕却逐渐被揭开，那就是村里存在多年的“鸡蛋公关”。
抄历史旧账
2008年底，中里厢乡新党委书记刘士民上任。刘铁链等村民形容这是一个“开明”的官员，因为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村务公开。
刘士民跟村民们说，“我和你们村的经济没有任何瓜葛，你们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我既不捂盖子，也不揭伤疤，该怎么公开，就怎么公开。”
“既然村民有诉求，那就正视它，找出问题的症结。”刘士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9年1月底，在中共中里厢乡党委的支持下，泊庄村成立临时“民主理财小组”，刘铁链任组长。根据刘的要求，中里厢乡党委同意审计泊庄村上一届班子的财务状况。
与此同时，泊庄村“民主理财小组”获准审查泊庄村1995~2005年的账目。
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普遍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审计中查出村干部侵占集体资产和资金，铺张浪费等给集体造成损失的，由组织、纪检、人事等部门责令其如数退赔和赔偿，并依据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处理。
负责抄账工作的李会中，今年53岁，曾在队里干过会计。“抄账工作并不容易。”李会中说，每次都由专人送到村里，抄账的地点在村委会，一旁有乡干部监督。
在审查过程中，一份经年累计的送蛋清单，在抄账的目录中浮出水面。
鸡蛋是送给上级各部门的。“送礼的名目很多，有的送鸡蛋，有的送鸡或者油。条子上有的写明经手人，有的不写。”
“民主理财小组”把账目工整地抄在A4纸大小的“辛集市中里厢乡泊庄村委会信笺”纸上，密密麻麻74页。从1995年到2005年，最早的一笔送蛋记录是1995年1月21日，辛集市粮食局取走鸡蛋9件，金额1318.50元，后面是村支书马占午和村主任李金波的签名。
马占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已不记得“鸡蛋公关”起于何时。但村民们证实，早在1989年，泊庄村送蛋之风就兴起了。
看到送礼清单后，刘铁链相当吃惊，他用几个形容词总结：“人数多，数量大，送礼面广。”
全市30多个单位和部门在送鸡蛋的名单中。辛集市公安局、交通局、人大、组织部、宣传部等单位部门赫然在列。这些单位或个人领取的鸡蛋，从几箱到几十箱不等，有的甚至没有写明具体去向，只留有“辛集送礼”“辛集来车取蛋”等字迹，这些账单上，几乎每笔都有村支书马占午和村主任李金波的签名。
“理财小组”统计，从1995到2005年期间，仅送出的鸡蛋就1334箱，总价值20多万元，辛集市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送到了，“按照每公斤6.5元的批发价计算，这些鸡蛋也有30余吨，足够装满一火车皮了。”
审计结果出台后，辛集市农村财务管理审计站给出了两条处理意见：2009年5月31日前，原村支书马占午和原村主任李金波负责追回已从村委会开支的招待费和送礼款，逾期不能追回的由二人负担；市农牧局给予村委会1000元的经济处罚，给予马占午1500元的经济处罚，给予李金波1500元的经济处罚。
2009年4月份，“民主理财小组”将手抄账目复印了5份，贴在泊庄全村各个明显的地方。此举引发一场争论，观点划出两大阵营：支持村务公开者，痛斥送礼行为，要求惩治腐败，还村民血汗钱；反对者则担心，“以后，谁还到你泊庄来……”
目睹了十多年来村里财务真实的去向，不少村民给原村支书马占午一个外号“四光书记”，吃光、喝光、卖光、送光。
送蛋逻辑
原村支书马占午并不否认送鸡蛋的事实。但他强调，送鸡蛋并非个人名义。马占午干了27年村支书，自我评价是一个“讲义气”“重信用”“重感情”的人。
“那些鸡蛋，都是村里主动送的。”马占午说，泊庄全村有140个党员，每年开党员会，他都会向党员解释送鸡蛋的情况。
“那时大气候就是这样，不送不行。”马占午很无奈，他一再要求记者不要记录，“不能说，不能说，这是为国家抹黑。”
比如，给公安局送鸡蛋，马占午说，泊庄村地处三县交界，社会治安相对复杂，敲诈、勒索、盗窃的案件就经常发生。出事儿多了，派出所上村里来出警的次数也就多了，但每次来，如果不给点礼物，心里又过意不去。
这也是为什么公安局成为“鸡蛋”账单上收礼大户的主要原因。
“说白了，送鸡蛋的目的，就是想搞好警民关系。”马占午解释，中国素有礼尚往来的传统，“这也算是村里一种朴素的感情。”
而送礼给村里带来的好处，有些是不能拿出来讲的。
比如，乡间黑恶势力猖獗，在别的村承包一家砖厂，受黑势力打压四年的承包费只有40万元。而在泊庄村，同样的砖厂，4年承包价94万，黑道不敢来泊庄村敲诈，“40万和94万的差距54万，你说，鸡蛋和54万的差距，哪个大？”
“鸡蛋公关”的好处同样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比如，送给保定精神病院的鸡蛋，就是当初村里一个姓耿的村民，欠医院4000多元钱。保定精神病院就找到村委会，那时村里没钱，就给了2箱鸡蛋，把人家打发走了。后来，又来要钱，村委会又给了2箱鸡蛋，这4000元的医药费也就不了了之。
但在村民们眼里，“鸡蛋公关”之于村支书还有另一层好处。
辛集市评选10个人民公仆，马占午名列其中。此外，马占午还是“优秀共产党员”“石家庄市劳模”，辛集市人大代表，辛集市人民法院法律监督员。有村民甚至记得，1993年，马占午母亲去世时，来自上级的小轿车停满了泊庄村方圆几百米，那是村里人从未见过的阵仗。
讨蛋闹剧
2009年4月29日，泊庄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刘铁链高票当选新一届村主任。
会上，村民代表一致决定，成立一个“讨账小组”，把这些年送出去的鸡蛋都要回来！
讨账小组由14个村民代表组成，专门负责鸡蛋追讨，要回来的钱物归集体所有，支出的费用暂时由村民自负。
讨账行动随即遇到难题。因为“鸡蛋公关”涉及的人多面广，很多人对收受一两箱鸡蛋都不以为然。
50多岁的田小虎是中里厢乡原党委副书记，现已退休，在中里厢乡政府看大门。审计结果显示，田小虎2000年到2004年，先后从泊庄村收取鸡蛋29箱。
讨账小组商议后决定，追讨送出去的鸡蛋，率先就从田小虎开始。
但最终因为时日已久，讨账小组仅有这次付诸实际的讨蛋行动也被迫流产。
审计结果还显示，公安局是“鸡蛋外交”的受益大户，但苦于投诉无门。
于是，2009年6月1日，“讨账小组”来到辛集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接待的民警说，要先核实……”直到2010年1月7日，辛集市公安局找到泊庄村委会，答复不够立案标准。
2009年底，村民们开始向媒体求助。账本和官方的审计报告引起了媒体关注。2010年1月5日，《中国青年报》以“河北养鸡专业村10年向政府部门等送30吨鸡蛋”为题，曝光此事。
随即在辛集市引起一波官场的震动。
中共辛集市纪委下文，一些单位及个别干部的不廉洁行为，“给我市造成了极坏影响”。
辛集市委市政府责成市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要求各单位和部门，限谈话之日起两日内，主动与中里厢乡政府沟通，将鸡蛋折款交中里厢乡政府，由乡政府归还泊庄村委会。
与此同时，“鸡蛋门”丑闻也渗透到干部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吃过泊庄的鸡蛋没？”成为近段时间辛集官场的问候语。
中里厢乡党委副书记田亚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月5日，媒体曝光当日，乡政府召开班子会，要求全乡干部特别注意，在春节前，严禁吃拿卡要，要求干部“管好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手”“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去的不去，不该拿的不拿”。
“这次‘鸡蛋门’事件，对乡一级政府农村财务监管敲响了警钟。”中里厢乡党委书记刘士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里厢乡将借此契机，加快“村财乡管”工作进度。
村财乡管的模式，即村清理好账务移交乡村级财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村里不再设会计出纳，只设一名助理会计。“今后，即使村支书、村主任甚至理财小组都有签字盖章，如果代管中心不通过，还是不能报销。”
2010年1月7日，晚上6点，刘铁链和村干部被叫到乡政府“统一认识”，“领导强调，村委会不用去要蛋，辛集市纪委会负责收款，如果收好了，会统一打到村里的账户上”。
1月11日，田亚宗在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3万多元鸡蛋没有写明去向，无从追还，剩下16万余元蛋款已全部到位，共涉及30多个单位和部门。
刘铁链认为，送鸡蛋只暴露出“冰山一角”，鸡蛋后面还有很多“内容”。
作为曾经的村支书，对村民们追讨鸡蛋的行动，马占午颇为担忧。“泊庄出了这么一群不懂人情事理的村民，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以后，谁还会去和泊庄村打交道？”
泊庄村的未来是否会受影响，目前尚不可知。但身为上访带头人的刘铁链，则开始遭遇来自现实的压力。1月5日，刘铁链去乡政府开会，他感觉到周围的目光不友善了。